近代以来，随着新史学的出现以及史学专门化的主张，医史从正史中独立出来成为专门史，中国医史研究进入专门化的新阶段。战国秦汉医疗史，由于史料匮乏，在整个中国医疗史研究中显得极为冷清，这与战国秦汉时期在中国医疗史上的地位显得极不匹配。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以及出土涉医材料的不断发现和刊布，战国秦汉医疗史的研究面貌已经得到极大改观，简帛医学已经引起了不同学科学者的高度重视，为战国秦汉医疗史研究带来新的契机。在此，有必要对出土医药简牍与战国秦汉医疗史研究进行回顾与总结，以推动研究的进一步展开和深入。
一、出土战国秦汉医药简牍整理与研究
一直以来，制约战国秦汉医史研究向纵深发展的首要原因便是史料之不足。令人欣喜的是，近五十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和兴盛，大批涉医简牍不断出土，为战国秦汉医疗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成为战国秦汉医疗史新的突破点和生长点。但简牍材料要成为可资利用的医疗史材料，首先要经过科学的整理，考古学、古文字学、简牍学、文献学的方法和理论都在医药简牍整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学界也围绕医药简牍的整理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医药简牍的整理和解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新资料的渐次公布，原有的释读或者理解常有修正或重新认识的必要。从现有的学术成果来看，学界关于出土医药简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献整理方面，对于出土医药简牍和其他相关简牍所反映的医疗社会史信息则挖掘得较少，这也是学术发展的必由之路。在此有必要对围绕出土材料所进行的医史研究略作回顾。
（一）周家台秦简病方
周家台秦墓简牍于1993年出自湖北沙市周家台M30，共有竹简381支，木牍1枚，主要内容为《日书》和病方。病方内容丰富，包含有大量的巫术性内容，是研究巫、医关系和医疗习俗不可多得的材料。病方的释文及简牍照片于2001年公布，释文后附有注释。在简牍分类时，医简被归入“病方及其他”类。这批医简，医学史学界关注不多，古文字学界、历史学界有一些讨论和研究。刘金华在整理者释文基础上对周家台医简进行了补释，对部分药名、病方的性质与功用进行了讨论，是较早关注这批医简的学者。王贵元也对周家台医简中的文字进行了补释，对部分医学术语进行了分析和讨论。近年在重新整理和注释秦简牍时，简牍学界在吸收学界多年研究成果基础上，对部分医简的简序进行了调整，在文字释读、文义训诂等方面做了补充和完善，相关成果集中在《秦简牍合集（三）》中。最近，方勇、侯娜对周家台秦简中的治肠辟方和温病方作了进一步考释，对明晰上述医方的科技史意义颇有帮助。张显成、李志文也对75号医方残简进行了校读。丁媛、张雪丹从科技史的角度对去黑子方进行了研究，指出在秦代人们就已掌握用化学腐蚀法和烧灼法去除黑痣。蒋艳对周家台简379进行了补释并将之与简340-344相编联。该批病方与其他出土医方之间的内在联系尚值得进一步深入思考。
▲《秦简牍合集 3》中周家台秦墓简牍图版病方及其他
（二）张家山汉墓医简
张家山汉墓医简于1983年出土于湖北江陵张家山M247，墓葬年代介于西汉初年至景帝早期，医简内容包括《脉书》和《引书》等理论性著作。该墓所出《脉书》与马王堆汉墓帛书中的《阴阳十一脉灸经》《脉法》《阴阳脉死候》三种的内容相当，帛书中的缺字可由《脉书》补足，两者正可对读，因而显得十分珍贵。《引书》是关于导引术的文字说明，与马王堆汉墓帛书《导引图》有关，但更为详细，对重新认识《导引图》有重要价值。《脉书》载有疾病名称多达60余种，相关释文公布于《文物》1989年第7期，文末还附有根据《脉书》重新校订后的马王堆帛书《脉法》释文。连劭名结合传世文献对其中不常见的病名进行了考释，从阴阳数术的角度对十一脉进行了解释，这是从思想文化的角度对脉学所进行的外史研究。《引书》释文公布于《文物》1990年第10期，同期也公布了彭浩对《引书》研究的文章。彭文对导引养生理论、导引术式、导引术与疾病治疗进行了新的解读。顾漫、柳长华阐释了《引书》中的彭祖之道及其在学术史上的意义。蒋艳、张显成对《引书》中的疑难字词进行了考释。
秦汉是早期脉学形成的重要时期，有多种不同流派的脉学。从文献学角度对《脉书》和《导引图》进行对比研究以厘清其学术脉络是医学史学界主要的研究理路。马继兴指出张家山汉简《脉书》由五种古佚医籍组成。杜勇也对《脉书》中的古病名进行了考释。关于《脉书》中的病症总数，学界有不同看法，袁开惠、和中浚通过对简文的文例和语法特征进行分析，指出马继兴按病症排序的68种是准确的。杜锋对《脉书》中的“气动”进行了讨论，认为“气动”与古典气论和早期经脉理论有关，程少轩对《脉书》中“气动则忧”的“忧”进行了重新考释。袁开惠、和中浚对《脉书》中的目病病名进行了考辨。刘庆宇、袁开惠对《脉书》“疕如疏”中的“疏”进行了补释，认为“疏”通“糈”，即“稻子”。陈国清、韩玉琴认为《脉书》早于《黄帝内经》，《脉书》文字记载上并没有五行之说，但其内容暗含了五行生克之理，《脉书》与五行学说相关，其研究注意到了数术与医学理论的关系，但早期脉学是否已受到五行之学的影响，实可继续讨论。
还有学者注重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讨论《引书》的文化背景与社会功用，将研究引向了更广阔的视域。高大伦对《引书》的源流、演变，《引书》与《脉书》《黄帝内经》《养生方导引法》的关系，导引与道家的联系等都进行了探讨，其研究超越了纯粹从文献学的角度研究出土医书的范畴，如其将导引之术与古代的巫舞相联系，给人以诸多启示。夏德安对《引书》中“天地犹橐龠”的导引方法所蕴含的理论和技术路径进行了讨论，并认为战国养生传统中的橐龠之喻为《老子》所采用。关于导引术的基本原理，刘娇指出，《引书》中气论的理论背景是先秦道家的“精气”思想，他对《引书》中“人生于清”“治身欲与天地相求”的含义与技法进行了讨论。
（三）马王堆汉墓医书
马王堆汉墓医书是上世纪关于战国秦汉医学文献的重大发现，极大地改变了学界对早期中国医学发展基本面貌和进程的理解和认识。这些医学文献于1973年底出土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共计十四种，约三万字。马王堆医书诸篇年代不一，字体风格多样，文辞古奥，许多内容前所未见，加之简帛残损，在拼读和编联方面都面临许多困难。
学界近五十年来关于马王堆医书的研究偏重于文献学方面，在医书的释读、抄写年代、药物学、方剂学、经脉学说等方面做出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杨勇曾做过较为详细的梳理，可以参看。关于医书的释读，其中值得重视和参考的有尚志钧、裘锡圭、周贻谋、魏启鹏、马继兴、严健民、张显成、潘远根、施谢捷、连劭名、张雷、李书田等学者的考证与研究。日本学者对这批材料也极为重视。山田庆儿组织了数位学者对马王堆医书进行了译注，在此基础上，日本学者小曾户洋、长谷部英一、町泉寿郎、白杉悦雄、坂内荣夫等对马王堆医书进行了译注。刘欣专门对《五十二病方》进行了校释，对学界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与评述。周波利用湖南省博物馆重新拍摄的帛书和简牍高清照片，对《养生方》和《杂禁方》等进行了重新校读，为利用和重新认识马王堆医书提供了契机。郑健飞对马王堆帛书《木人占》《养生方》等内容进行了缀合改释。范长喜结合新出简牍材料指出《十问》中的“三咎”为“三奥”。关于医书的抄写年代。陈红梅仔细梳理了学界关于马王堆年代的研究概况，可资参考。赵争指出，学界关于马王堆医书的年代目前大致分为“早出论”与“晚出论”两种不同意见。“早出论”认为，马王堆医书的抄写不晚于秦汉之际。而“晚出论”则认为马王堆医书抄写在秦统一文字之后。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李学勤和马继兴两位学者的观点，李学勤认为《五十二病方》应为公元前三世纪末的写本，其抄成不晚于秦汉之际。马继兴则指出该墓所出十四种医书和该墓所同出的其他非医学文献类似，其抄写年代都在战国末期到西汉文帝十二年之间，也就是介于公元前4世纪至前3世纪左右。这些观点目前已经得到了学界大多数学者的认同。马王堆医书年代的确定是讨论战国秦汉医学理论发展的重要标尺，对推进医学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养生与保健研究。涉及养生与保健的篇目包括《却谷食气》《导引图》《养生方》《十问》《合阴阳方》《杂禁方》《天下至道谈》等六种。李德骧、魏大鸿、谈清霖等从医疗体育的角度对《导引图》进行了研究。坂屈祥伸等日本学者指出导引术仍属于一种医术，仍可用于疾病治疗。周世荣、王健民则关注了导引术中的疾病治疗术。张家山汉简《引书》也是关于导引术的内容，彭浩将《导引图》与之结合进行了研究。关于房中术，辛智科认为马王堆帛书《养生方》中的七损八益，是属于房中术的具体理论。朱越利主要从其产生的文化背景和理论体系的角度对马王堆房中术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李零认为马王堆房中书已经具有后世房中书的所有要点。李建民曾注意到《禹藏埋胞图》的数术性质，并从数术的角度对其性质、埋藏胞衣的原因等做了讨论，这样的研究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外史研究，值得借鉴。
▲湖南省博物馆馆藏帛书《养生方》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是马王堆帛书整理与研究的里程碑之作。这一套书对马王堆所出简牍帛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既公布了全部的材料，又对学界四十余年来的马王堆研究相关成果进行了吸收，编联、释文与注释工作都极为严谨细致，为学界研究这一批宝贵的材料提供了基础。其中医书部分在第五、六两册，与原整理成果相比，有了较大的改动。经过此次整理，文本的准确性进一步得到提高。总的来说，学界对马王堆医书给予了充分的重视，相关研究也多偏重于文献整理工作，为充分挖掘和利用这批珍贵的材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阜阳汉简《万物》
出土于安徽阜阳县双古堆一号汉墓，年代不晚于文帝十五年（前165年），大致与马王堆医书处在相同时代。整理者原命名为《杂方》，并推测其属于神仙家的著作。1988年《文物》第4期在公布了该篇的图版和释文时还附有详细的注释。胡平生、韩自强通过将《万物》与《山海经》《博物志》《淮南万毕术》《神农本草经》等包含大量本草学知识的书籍相比较，认为《万物》可能是早期的“本草”“方术”书。胡平生撰文指出《万物》反映战国晚期至西汉前期的药物学状况。尚志钧对比了《万物》与《山海经》，指出二者在病名、药物名称、治疗术语、语言格式上均相同，认为二者都应归属于战国楚地。陈力、黄新建根据《五十二病方》《万物》中的药物知识，讨论了《神农本草经》成书之前的药物学发展状况。万芳、钟赣生指出从其内容来看《万物》是一部博物类书籍，认为《万物》的抄写年代要早于《五十二病方》，其演变正好展示了早期药学发展的踪迹。朱玲指出《万物》中的药物学知识不如《五十二病方》那样丰富，《万物》应属早期的本草学著作，《万物》和《五十二病方》之间并没有单纯地继承或者发展关系。上述研究将《万物》置于中国药物学发展的脉络下进行观照，在研究路径上无疑是可取的。但是《万物》只是关于药物知识的简单记录，其间也杂抄了不少物理和化学知识，这些记录究竟应从博物学还是药物学的角度进行解读尚值得进一步研究。
（五）居延汉简
居延汉简的主要内容是地方行政文书，其中夹杂有少量的涉医简牍，主要包括病方、诊病记录、药物采买信息、吏卒疾病及死亡记录、牲畜疾病及死亡记录、医者的活动信息等等，涉及内容比较丰富，是研究西北边塞地区医疗社会史的重要材料。但其中的涉医简牍残损比较严重，相关内容不成系统，目前学界的研究不多。如张寿仁对居延汉简中的疾病、药方、药物价值等进行了讨论。高大伦对居延汉简中的疾病与疾病文书进行了考释，孙其斌、许福明对其中的医务制度进行了探讨，赵宇明等则对居延汉简中的医学材料进行了分类梳理。张苇航对居延新简中的“出矢方”进行了释读，并以此为基础对早期军事医学的情况分做了初步反思。对居延汉简中医疗信息尤其是日常生活中的医疗史的挖掘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六）武威汉代医简
1972年出土于武威旱滩坡东汉早期墓葬，内容为当时的病方、针灸以及药物价格等，学界已经围绕文字考释、简牍编联、科技史研究等层面开展了许多研究。武威汉代医简出土四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已有学者进行了梳理，便于学界查找和利用。罗福颐认定武威医简属东汉早期。武威汉代医简图版与释文于1975年公布，其后不断有学者指出该书在编联、释读上存在的瑕疵，进一步推动了对该批简牍的研究。何双全、刘金华、赤堀昭、山田庆儿等对武威汉简的简序进行了调整，对其中的字词进行了考释和注解，其中赤堀昭、山田庆儿的日文译注本是很好的参考资料。杜勇对“鲁氏青行解释解腹方”的内涵进行了梳理和讨论。郝晋东等分析了武威医简在针灸治疗方面的一些特点。张延昌等分析和总结了武威医简的针灸成就。张磊则对针灸方和治烫伤方中的疑难字词进行了考释。其中，张延昌在武威医简研究上用力颇勤。其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对武威医简进行了详细的注释，对武威医简的实用价值进行了深入挖掘；第二是广泛搜集和整理了近四十年来的武威医简研究论文，为学界研究该批简牍提供了很大便利。有研究者认为这批简牍是医家的一部读书和医疗实践的记录，记载作者个人医疗心得和当时较有实用价值的方剂，是进行医学外史研究的好材料。
（七）里耶秦简病方
里耶秦简中包含少量的病方，《里耶秦简（一）》《里耶秦简（二）》已经公布了其中的绝大部分，学界已经从文献学的角度做了相关研究。周祖亮、方懿林对里耶秦简医方进行了缀合和考释，刘建民对里耶秦简医方的释读、句读进行了研究，周波也对里耶秦简医方进行了校读。张炜、陈丽云等从服药宜忌、药物制备、疾病看护等方面对里耶秦简医方做了较为全面梳理。值得注意的是，里耶秦简医方与马王堆《五十二病方》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在地域相近的情况下，两批医简的重合度所反映的医疗史问题值得深入思考。如陈剑指出，里耶秦简8-1429正所载之编号为四十一的医方与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之“白虒方”为同一医方，并用“白虒方”对里耶秦简8-1429正上所书之医方进行了补释。另外里耶秦简中出现了迁陵医丞静的活动记录以及关于医生考核制度的规定，是十分重要的医疗社会史材料，值得重视。
（八）北大秦简病方
2010年初，北京大学通过捐赠的形式入藏了一批从海外回归的珍贵秦简牍。其中第四卷包含了竹简318枚，竹简的背面抄有《算书》乙篇，医方、《道里书》《禹九策》《祓除》、日书乙组等等。这批医方有80余枚，与医方同出的还有大量数术文献，绝大部分内容前所未见。整理者将这批医方命名为《医方杂抄》，根据整理者介绍，按照书写格式和内容，这批医简牍可分为《避兵方》和“医方”两类。“医方”部分既包括祝由术，也包括较少巫术色彩的单方。“医方”简的内容，大致可分为针对疾病的药方、祈求健康的祝祷，与医简同抄的还有少量与人体健康无关的祝祷方。
（九）北大汉简病方
北京大学于2009年通过以捐赠的形式获得了一批从海外回归的珍贵西汉竹简。根据整理者介绍，这批简牍出自墓葬，其年代介于汉武帝到汉宣帝时期，属于西汉中期的简牍。这批医书约有竹简711枚，医简没有书名，根据内容可分为“医方目录”“医方甲”“医方乙”和“医经”四类。根据初步整理，这批医简包含有180余种古代医方，涵盖了现代医学中的内科、外科、五官科、儿科、妇产科，等等，内容相当丰富。病方有专门的目录，有较为规范的书写格式，详细记载了病名、病症、用药剂量以及药物炮制方法、服药方法和饮食禁忌等等。其中有一部分内容与天回汉墓医简以及马王堆汉墓书中的《五十二病方》能够对读，三者之间应有某种联系。部分病方还含有方题，蕴含了大量社会医疗史信息。整理者由此推测，北大医简可能是由当时流传的名医验方摘编而成。
（十）天回汉墓医简
天回医简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天回镇老官山3号汉墓，年代约为西汉景、武时期，共清理出土医简共计736支。大致可分为八部医书和一部律令（《尺简》）。其中除《五色脉脏论》之外，其余都没有书名。后续整理中，整理者进一步判定，此批医药简牍的主体部分抄录于西汉吕后至文帝时期，并可能成书于齐地。此外墓中还出土有经脉髹漆人像木俑，弥足珍贵。这批医书被认为属于扁鹊学派之作，受到学术界的极大重视。在整理过程中不断有研究成果发表出来。葛敬生等对《六十病方》中的口嚼汤剂进行了考证，梁繁荣等介绍了经脉髹漆人像木俑经脉腧穴分布概况和特点，讨论了其学术价值。赵怀舟等将《六十病方》与《武威汉代医简》进行了比较研究。王一童、王丽等对天回医简的标识符号进行了解读。和中浚等对《六十病方》的体例进行了分析，认为《六十病方》是经过加工整理后相对成熟的医学文献。和中浚等还从篇题结构、病症方药、治疗方法等角度对《六十病方》与《五十二病方》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六十病方》是目前所见，最早由医家所编纂的医书，与后世经方关系密切。袁开惠、和中浚等对《六十病方》中的部分病名进行了考证。和中浚、赵怀舟等对《六十病方》的简序进行了研究。王一童、李继明对《六十病方》治消渴诸方的组方用药特点进行了分析。和中浚对《六十病方》中的“鼠”和“风偏清”进行了讨论。罗琼、顾漫考证了天回医简《治六十病和齐汤法》中“和齐汤法”的意思。周琦认为天回医简中“治心暴痛”祝由方体现了交感巫术的思维。顾漫、周琦对天回医简《和齐汤法》中所涉及的制药法进行了考证。张如青对《五十二病方》《六十病方》中的“沸”及其所代表的多次反复煎煮法进行了梳理和研究。姚海燕对《六十病方》中的第一方“治风痹汗出方”进行了断句、标点，对方中的“酿”和“齐”进行了训释。陈星、王一童、李继明等对天回医简中的石法进行了探究，对石法的医理进行了阐释。
柳长华、顾漫对天回医简的五种医书进行了命名，并考证了其学术源流。脉学的内容也备受关注。顾漫、柳长华对天回医简中的“通天”进行了考证，认为“通天”与扁鹊医学的“五色脉诊”体系关系密切，是中医脉诊法和经脉体系的理论基础。黄龙祥对天回医简中的脉书简进行了解读，认为其中“十二脉”文本改编自张家山汉简《脉书》中的《阴阳十一脉灸经》和《足臂十一脉灸经》；两篇“别脉”文本则辑录了早期不同时期共计十二条脉的名称、循行、病候，“诊脉法”记录了两种不同诊脉法，分别被称作“决死生”和“知病之所在”。广濑薰雄对《别脉》进行了研究，指出别脉即是络脉。关于天回汉简的脉诊法及其理论，刘小梅、李继明进行了初步研究，将之与《内经》《难经》中的脉法进行了比较。袁开惠、王小芸、赵怀舟等对天回医简中的“损至脉”及其所反映的扁鹊脉学进行了探讨。赵京生基于天回医简中的穴位名称对腧穴命名的演变规律进行了探讨。顾漫、周琦等研究了天回医简《经脉》残篇与《灵枢•经脉》的渊源关系。顾漫还对天回医简《逆顺五色脉臧验精神》中的阴脉与五脏的配属进行了讨论。顾漫、周琦等对天回汉简中的刺法进行了考证。李家浩对天回医简中灸法的“犮”进行了讨论。张雷对天回医简文献和经穴模型上的腧穴进行了考证，分析了腧穴的特点和价值。范长喜、李丽对天回医简《诸病症候》“唾血而星”进行了疏证。陈星、马程功等对天回医简中的时间医学进行了研究，丰富了时间医学的内容。天回医简还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钱超尘以具体的辞例指出天回医简可证《内经》《伤寒》文字之失。顾漫、周琦根据天回医简对《内经》中的“疹筋”“不表不里”“快然”“去爪”“马刀”等内容重加校勘训诂，提出了新见。
▲天回医简整理组《天回医简》
（十一）胡家草场汉代医简
出土于胡家草场西汉墓M12，其下葬年代不早于公元前163年，与马王堆汉墓年代大致相当，墓主身份可能为五大夫级别的“史”一类的官吏。包括医方及杂方共约450枚竹简和4件木牍，整理者指出，医方简中部分内容与里耶秦简中的医简内容相同，部分内容与稍晚的《伤寒杂病论》存在联系。目前已有相关内容公布。周琦、李志芳、袁开惠等对胡家草场西汉墓医方木牍“已痫方”进行了解读。罗琼、翁晓芳、顾漫等对胡家草场中石涅、大兰、蘘草本、泽膝等四种药物进行了考证。宋宇轩、张雷对胡家草场汉简“肥牛方”进行了考证并指出了其在畜牧业上的意义。纪婷婷对胡家草场“治心腹病方”和“病水”进行了考证。李志芳、顾漫对“病水方”做了进一步阐释，并对水病的名实进行了梳理。张逸雯、顾漫对胡家草场医简中“治水肤胀面盈胻肿腹大嗜卧方”进行了梳理和考证，指出其和“十枣汤”的源流关系。
以上梳理的仅是近五十年来出土的涉医材料中的一部分。还有些医药材料分散各处，内容较为单一。还有些涉医材料属于考古实物，并未引起学界注意，如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发现有九枚医针以及带有“医工”铭文的医疗器具等。另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张家界古人堤简牍、敦煌马圈湾汉简、长沙尚德街汉简、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等等中都包有数量不等的医药简牍。但这些医药简牍多属零星散简，数量较少，学界注意也不多。另外，还有些医药简牍还在整理之中，利用起来也不方便，如海昏侯墓简牍中有部分涉医简牍，目前只少量披露。可以说，早期中国医史的研究越来越倚重考古材料的推动，学界对于疾病和医疗相关的考古材料更加重视，部分学者已经提出了疾病考古学和医学考古的概念，这对弥补早期中国医史研究中的史料缺憾，拓展早期中国医史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总的来说，学界在涉医材料的整理方面取得了大量的成果。近几十年来，涉医材料的整理主要集中在出土简牍方面，其中尤以古文字学界、简帛学界的贡献为大。这些基础性工作为日后利用这些材料从事医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出土医药简牍与战国秦汉医疗史研究
自20世纪以来，学界便围绕战国秦汉医史进行了长时段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也在若干方面形成了聚焦。出土医药简牍渐次刊布后，学界又结合新出简牍与传世文献对战国秦汉医疗中的特定内容进行了研究，主要集中在巫医关系、国家与医疗、疾病与疾病观、数术与医疗等方面。以下分述之。
（一）巫、医研究
巫、医关系是早期中国医学史研究中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学界尤其关注巫、医的线性演进历程，一直以来，医源于巫都是医史学界关于巫医关系的主流看法。如陈邦贤、王吉民、伍连德、刘伯骥等学术大家均持是说，他们认为在古代文明中，医学都起源于巫，巫和医合称巫医。20世纪50年代以后，医史学界对巫、医关系有了新的看法，将巫、医关系划分为数个不同的阶段，认为春秋以前巫、医不分，春秋战国之后，巫、医逐渐分离，医者从巫者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职业。这一过程巫、医充满了斗争，最终医者取得胜利，医学最终摆脱巫术的限制，独立发展壮大。
随着出土材料的不断出现，学界在巫、医线性演进的大框架下将巫、医分离的时间做了诸多调整。如赵容俊根据周时期的医疗巫术文本指出此时尚处在巫、医不分的阶段。孔慧红、李丛等学者结合马王堆医书等材料，将巫、医分离的时间进一后推迟到了汉代前期。上述研究多只强调巫、医分离的历史，而对于巫、医分离之后的去处只字不提。已有学者注意到这种偏差，并借助出土材料进行了新的研究。如廖育群指出禁咒术虽然在秦汉时期地位弱化，但是从隋朝开始禁咒术又重新回归到官方医学体系之中。李建民、林富士、金仕起等都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肯定了疾病巫术在春秋战国之后的医疗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杨勇则借助出土材料从巫、医异理，巫医分置与并立，巫、医并用三个维度对战国秦汉时期的巫医关系进行了综合研究。
出土材料中的疾病巫术也引起学者的重视。吕亚虎讨论了马王堆医书中与疾病、求子、生育、保健等相关的巫术。刘玉堂、贾海燕对《五十二病方》与“祛疣”诸巫方的信仰基础进行了探讨。夏德安则指出汉代流行的越方与《五十二病方》中的部分巫术与具有一致性。王子今认为秦法“刑弃灰于道路者”体现了古人认为鬼畏灰的巫术观念，这一观念也广泛见于秦汉时期的疾病治疗之中。马王堆医书出土后，曾引起学界讨论祝由术的热潮。王辉曾指出祝由的“由”可能是“古”字之讹，祝由即是祝辜。而李家浩则认为“古”是“由”字的误释，祝由就是祝由术。有学者认为祝由术在疾病治疗方面存有积极意义，祝由术与药物的配合使用是祝由术生效的根本原因。喻燕姣也指出马王堆医书祝由疗法具有祝由与药疗配合使用等特点。张君丽认为祝由术其实是一种心理疗法，“祝由”源于“祝尤”，后演变为移精变气说。此外王辉武、孔晓明、丁媛、刘衡、苏姗、金丽、刘志龙、江雪华等，均认为祝由术是心理疗法的一种。廖育群曾对此说进行了反驳。关于祝由的含义则歧见叠出。贾延利认为“祝由”是断绝患病之根由，许振国将祝由视作南方火神祝融。林富士认为应该结合出土材料以及祝由科之稿本以及医学书籍的记载以求得祝由的本意，指出多数学者所认为的“祝说”有“咒说”“祝祷”“祝告”三种解释，其身份有医者（医、巫、祝、禁咒师等）和病者本人诸说，祝说对象为神、人鬼两说。这一观点理应受到重视。
（二）国家与医疗
医事制度向来受到医史学者高度重视，中国第一部医史《中国医学史》写就时，就专辟一章梳理和总结了两周及秦代的医事制度。但由于传世史料有限，相关研究较为薄弱。近几十年来历史学者借助出土简牍材料推进力相关研究。如马明达、冯骊、高元武等以居延汉简为主，考察了居延汉简中所见汉代居延地区屯戍军中所见的医事制度。李蜜梳理了《周礼》中所记载的职官制度及其按科分职的架构。彭卫对秦汉时期的医制及其功用做了系统总结。刘钊利用新公布简牍对汉元帝永光四年颁行方药的诏书进行了补论，阐明了其与医事制度的关系。孙其斌结合出土材料对西北敦煌、居延边塞屯戍队伍中的医疗保障制度进行了梳理。广濑薰雄对敦煌汉简中与安国相关的“恩与惠君方”进行了讨论。郑炳林、张静怡利用敦煌悬泉汉简对敦煌地区的医事活动进行了研究。陈宁根据出土材料对边地医方的上传和下达进行了讨论。王文涛结合出土材料，将汉代常见的“癃”病置于社会史的视野下，讨论了“癃”病与汉代的社会救助相联系。总的来说，由于受到史料的限制，战国秦汉医事制度的研究尚不充分，尤其是在秦汉地方医官的设置方面还需要更多的新材料。秦汉医事制度在医学教育、医者的培养、医学知识的传播、普及以及国家在传染病防治方面的功用和作用尚未展开，尚值得学界深入挖掘。如今越来越丰富的出土文献，足以揭示在国家在基层社会医疗活动以及医疗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值得医疗史家的重视和探究。
（三）疾病与疾病观
疾病史研究大致有科技史路径和文化史路径两条思路。如陈邦贤、余云岫、陈胜昆、范行准等老一辈的医史学家或者历史学界都十分注重对传世文献中疾病的梳理，特别强调按照西医的病名及其分类标准整理古代文献中的疾病，意在探求中国古代疾病的成就及其科学化的历程。出土医药简牍则大大拓展了疾病史研究的范畴，推动了疾病史研究视角和方法的转换。关于先秦秦汉时期的疾病类别与防治措施，尹立华、向文斌、周圣堃、廖云等均进行了初步的讨论。彭卫对秦汉三国时期的疾病进行了总体考察。战国秦汉时期疫病时发，林富士专注于道教史研究，尤其关注东汉晚期的疾疫与宗教的互动关系。刘继刚梳理了先前时期的疫病及其应对措施，王文涛则考证了汉代疫病及其流行特点。李友松、季始荣、田树仁等讨论了赤壁之战的战败是否由传染病所引发。近几十年来，疾病史的研究越来越重视新材料，更加强调文化、地理、政治等因素对疾病的塑造和投射。如廖育群关注了脚气病的历史，王子今梳理了汉晋时期的瘴气及其危害，张轲风关注到了瘴气与政治话语之间的联系，并从地理空间角度进行了阐释。萧璠也为讨论汉宋之间南方地区的地方病提供了地理视角。朱玲、杨峰讨论了睡虎地秦简《日书》中所见的疾病，罗宝珍、刘庆宇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对秦汉皮肤病名疥、瘙、痂等进行了梳理，对其词义演变进行了考证。赵翀、郭晶磊对秦汉简帛文献中“㿗疝”病名及其演变进行了考证和梳理。林富士曾专门撰文回顾了疾病史研究的现状，展望了疾病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可资参看。随着简牍材料的出土，关于疾病史的研究将不再是把目光紧紧盯在古代疾病名称与现代疾病名称之间的对应和转换，而是应该从中国固有的思维模式和医疗文化中去理解古代疾病的名与实。
出土材料中蕴含着丰富的疾病观，也带来了对疾病观的新认识。张如青、丁媛注意到了出土简帛中的病因思想，并对之进行了梳理。李建民着重讨论了鬼神致疾的疾病观在先秦两汉社会中的表现与变迁。从出土材料来看，中国古代的疾病观可能是充满变化而且是多元的，相关研究尚不充分，值得进一步挖掘。
（四）医疗与数术
在出土文献的推动下，数术与医疗关系受到相当关注。但因受到材料的限制，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不是很深入。九宫八风图是战国秦汉时期常见的数术图式，今本《黄帝内经》也保留了此图。山田庆儿首先指出太乙九宫占盘与风的结合从而使得这种占法被引入医学当中，作者十分注重数术中的一些概念比如虚、实等等对中医理论和医疗实践的影响。李学勤也联系《黄帝内经》中九宫八风图对出土文献中九宫八风图的使用进行了研究，并对太乙游宫和相关数术术语进行了解读。孙基然对《黄帝内经》中九宫八风所涉及的占法进行了讨论。刘乐贤指出方技与数术之间经常互相影响和渗透，他认为《五十二病方》中的祝由术与睡虎地秦简《日书》“诘咎篇”相似。李建民在数术与医疗关系上用力最勤，成果也颇为丰富。如李建民认为秦汉脉学的兴盛以及不同脉学体系的构建均是数术作用的结果，用精深的研究展示了数术如何具体影响和塑造方技之术的理论与实践，是研究方技与数术关系的佳作。他讨论了马王堆帛书的“人字”图，指出“人字”图数术背后的内在逻辑。他从数术的角度对马王堆《禹藏埋胞图》进行了解读，认为此图反映了数术天人感应间架。他也讨论了人体中轴线及其宇宙论基础，认为任脉和房中的要点都与子午概念的技术化密切相关。他还指出，古代方技之学的腧穴和阴阳两个观念，均受到宇宙论的影响。李建民关于数术与医疗关系的核心是从文化的角度审视中国医学，将数术作为影响中国医学的十分重要的文化因素。罗维前也对汉代数术与医疗关系进行了梳理。他指出，阴阳五行在汉代已经被应用于医学和健康问题。无孔不入的数术成了医家、占卜者和巫师诊断疾病、预测病情的基础，数术甚至掩盖了医学理论中神鬼致病的因素，这样的观察无疑是深刻的。
出土材料揭示，战国秦汉时期疾病占卜方式也呈现出明显的数术化趋势。杨华指出楚地在战国时期已经使用日者之术进行疾病占卜。李蜜关注到了睡虎地秦简中的疾病占卜方式的变化及其与医学思想的演变的关联。陈伟认为放马滩秦简《日书》中的《占病祟除》篇用到投掷式选择术进行疾病占卜，程少轩则认为是一种余数占卜法，并对其进行了详细的推阐。随着疾病占卜材料的日益增多，数术在疾病预测中的作用及其所带来的医疗手段乃至医疗结构的变迁应引起更多的重视和研究。
三、战国秦汉医疗史研究的思考与展望
中国史学一直就有关注疾病与医疗的传统。太史公司马迁在首部纪传体通史著作《史记》中便专列《扁鹊仓公列传》，通过对先秦秦汉时期的名医诸如扁鹊、仓公等行医事迹的考述，展现了其时完善的医学理论、高超的诊疗技术等内容，从中亦可窥见当时医者群体的生存状态、医者的养成经验、医者的社会地位及心态乃至社会层面的医疗状况和医疗选择等等，可谓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史家所完成的第一篇医疗社会史著作。从中可以看出，司马迁是将与生命和疾病密切相关的医疗当作完整的社会史的一部分来进行对待和书写。其后，历代正史都对涉及疾病与医疗的相关制度、人物、经验以不同形式和体裁进行了不同程度地描述和记录。可以说，有关疾病与医疗的历史记忆，从未离开中国历代史家的视野。更不应为人所忽视的是，中国历代医者已经有了医史的高度自觉，早已以人物传记、名医故事等不同形式，书写了医者视野下的医学史，至今仍有不少参考价值。当今史家理应继承这一史学传统，自觉承担起医疗史的研究任务。
对于在中国医疗史上举足轻重的战国秦汉时期，学界并未给予足够重视，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第一，战国秦汉时期，医疗史研究材料严重不足。战国秦汉时期仅有《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等少量的医学典籍以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零散记载可资利用。第二，典籍内容较为单一，解读困难，从中可以提取的医疗文化史、社会史信息较少。《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等医学典籍本身的成书及流传便难以定论，其内容又以专深的医学理论、药物学以及临床医学知识为主，晦涩难懂，需要研究者具备专门的中医知识。第三，学术视野和问题意识的限制。虽然医疗史研究有着共通的学术视野，但战国秦汉时期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决定了此一时期的医疗史有其独特的内在动力，因此要在学术视野上有所拓展和更新，尤其是要抓住此一时期医疗的变动与历史变动之间的内在关联，注重对医学或者医疗趋势的反思和探求。由于史料缺少，战国秦汉时期的医疗史研究很多问题无法展开，即便有少数材料可资利用，也只能拼凑出一个大概，并不能弄清楚问题的全貌。上述因素都限制了学者深入进行战国秦汉医疗研究。
战国秦汉时期乃至先秦时期的医疗史研究既有一般医疗史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和研究主题，同时也有不同于其他时期的特殊性，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第一，史料是史学的根本，战国秦汉医疗史研究需要花大力气拓展史料、整理史料、解读史料。近几十年来不断出土的考古材料尤其是涉医简牍材料已经成了战国秦汉医史研究的主要材料，极大地拓展了战国秦汉医疗史的内涵和研究范围。但这些材料本身尚存在不少问题，对其利用与解读也是相当之难。首先，考古材料所跨时间、地域相对较大，相对不确定性较多，对其解读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需要研究者具有基本的考古学知识。其次，考古材料零散、不成体系，整理、刊布周期长，搜集不易，不利于及时吸收和利用，需要花大力气进行搜集和整理。其三，部分涉医简帛材料由于在简帛本身的保存、来源上的问题以及编联、释读、理解上的困难，事实上已经阻碍了对这些材料的深入解读，而要从其中提取有效的医疗社会史信息则更加困难。因此，未来战国秦汉医疗史研究首先应当在史料的拓展和搜集上下足功夫，举凡与医疗相关的传世文献和考古资料都应纳入医疗史研究的视野，尤其是以前学界关注不多的诸如疾病考古学的相关材料等。在此基础上全面系统梳理考古资料以及对考古材料保持长期关注与追踪就显得尤为必要。其次，要对相关医史材料进行高质量的整理。出土涉医简牍的高质量整理至为重要，当然涉医简牍的整理是一个长期和不断推进的过程，需要研究者保持定力，密切追踪，紧跟学术前沿，及时更新相关知识，以确保知识的准确性和史料的可靠性。另外，对涉医材料进行合理解读，挖掘、提取其中有效的医疗史信息是战国秦汉医疗史研究的重要任务。需要注意的是，有效医疗史信息的提取，仰赖于医疗史研究者自身的学术视野和史学素养。
第二，战国秦汉医疗史研究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战国秦汉时期医疗史研究的传世文献极其匮乏，尤其是涉及医疗社会史的材料就更为稀少，因此此一时期的医疗史研究就不能套用其他时期医疗史研究的基本框架和问题意识，而应该是一切从材料出发，做有限度的医疗史研究。这一时期，属于专门的可资利用的医疗史材料仅《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等文献。就其性质而言，《黄帝内经》偏重于医学理论，《神农本草经》偏重于药物学，《伤寒论》偏重于临床。这些文献都属于艰深的医学科学史文献，并不是医疗史研究的理想材料，更为重要的是，《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成书过程复杂，真伪驳杂，性质难定，学界尚无定说，更增添了阅读、研究和使用的难度。《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以及该时期的子书等文献中虽然记录了部分医疗史信息，但内容单薄、零散，信息提取困难，非但难以拼凑出战国秦汉医疗的概貌，更无法揭示战国秦汉间医疗的变化及其演进趋势。相对而言，出土涉医简牍材料所蕴含的社会医疗史信息则丰富得多，例如出土卜筮祭祷简、《日书》、医方等材料本身即是时人用以进行医事活动的文本，对于探讨时人的医疗观念、医疗习惯等均是极佳的材料。总之，战国秦汉医疗史研究要立足于现有史料的实际，有所为有所不为，既要关注其他时段医疗史研究的新进展和新问题，又不能盲从，应以深入挖掘本时段现有材料的医疗史信息为根本任务，梳理出本时段医疗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主要内涵、基本特征及其历史趋势。
第三，现有战国秦汉医疗研究主要集中于材料整理或旧问题的重复研究，亟须更新研究方法和视野。目前学界对战国秦汉出土涉医简牍进行了初步整理，部分新出涉医简牍比如北京大学藏汉代医方简牍、胡家草场汉代医方简牍等尚在整理之中。但就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对涉医简牍的研究，绝大多数尚停留在字词研究、药物名称考证等范畴，对其背后所蕴含的社会文化史信息、医疗史信息尚少有涉及。不能不说，这是战国秦汉医疗史研究中的一大遗憾。当然，要充分解读零散的涉医简牍背后的社会文化史信息，就目前而言仍有相当难度。这就涉及战国秦汉医史研究乃至整个中国医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席文在给《中国科学技术史•医学卷》所写的导言中指出：“20世纪70年代科学史上的一次改变对医学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次大范围的改变要归于历史学家的变化。最初被当成科学家、医生和工程师来训练的学者，已日益被那些受人文主义的历史学训练的人所取代。虽然那一代的许多历史学家有着坚实的技术背景，但是他们比他们的先辈更愿意看到改变在本能地形成和展开，而不是按照某种步骤注定产生近代科学。”极清楚地告诉我们，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科技史的书写者们曾受过专门科技史训练，具有从事科技史的专门知识，而历史学者的介入则是后来之事。中国医史的研究情况与之类似，席文认为，在中国几乎所有医学史家所接受的都是医学而不是历史学的训练。学界一般将科技史取向的医史研究称为“内史”，史学界的医史研究称为“外史”。“内史”“外史”研究者在知识构成与学术旨趣方向都存在很大不同。由于缺乏有效的交流和对话，内外史之间还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学科壁垒，要想打通内外史研究，任重而道远。对于外史研究者而言，要苦练内功，尽可能打入医学史的内部，真正将医疗史作为一个整体，完整呈现医学知识和思想本能的形成和展开的过程。作为历史工作者，深入“内史”必然面临诸多困难，但已有学者已经在融通内外史上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比如李建民对于战国秦汉脉学形成的深入研究已不再是游离于医史的“外史”研究，而是已经深入到医史的核心地带。就战国秦汉医疗史研究而言，其症结不单是“内史”“外史”，而是多学科的交叉和融合问题。战国秦汉医疗史，因其所用史料的跨学科性质决定了此一时期医疗史研究必然是多学科学者的共同参与和构建。
战国秦汉时期，是中国文明发展的重要奠基期。在政治层面，秦结束了诸国并立的局面，进入到天下一统的郡县时代，制度的转折性变化为必然带来医学发展、传播与应用方式的变化。长期总体稳定和平的环境，促进了人口的大规模增殖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繁荣，为医学的实际使用、医疗经验的累积、总结和提升提供了难得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跨区域的文化整合使得医学理论与医疗实践有了多元文化支撑的知识背景，这对于理解战国秦汉时期的医学与医疗实践均有着重要意义。战国秦汉时期的医疗史，同这一时期的中国历史同频共振，既有巨变又有突破，在中国医疗史上的地位极为特殊。此一时期，与医疗相关的医学理论、诊疗技术、医学伦理、医事制度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内奠基和走向成熟，从上古遗留下来的医疗习俗发生了结构性转变，形成了新的稳定的医疗心理和习惯，几者共同构成了影响中国历史近两千年的医疗传统。战国秦汉时期，系统化的医学理论的形成，医学典籍的集结和经典化使其成为中国医疗史上的古典时代。这一时期，形成了对后世乃至当今影响至深的《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等中医文本，成为中国医史上难以企及的高峰。这些医学典籍是对上古以来医学知识和医学思想、医疗技艺的系统总结。
在上述背景之下，战国秦汉时期有一系列医疗史上的重大问题值得特别深入研究。比如，战国秦汉时期从王国到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的转变所带来的医事制度的深刻变革及其对医疗事业的深度干预、医事制度的内涵、特征及其与医学发展的关系等尚未结合出土资料进行系统梳理。如战国秦汉时期医疗结构与医疗习惯的变迁，既是战国秦汉医学突破的结果也是先秦以来医疗俗信的延续，但其医疗结构的具体构成及其变迁的动力和阶段等内容，足以借助现有的简牍资料进行深入研究。再如出土资料显示，在战国秦汉时期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尤其是数术之学的兴起，使得战国秦汉时期的疾病观发生了诸多变化，因此战国秦汉时期多元化的疾病观及其内涵以及变迁均值得深入讨论。战国秦汉时期的医学知识及其技术体系的形成是一个渐进而漫长的过程，还原该时期医学知识、医学思想以及技术手段的形成过程，可以说应当是此一时期跨学科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需要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共同努力，鼎力合作。此外，随着出土材料的不断公布以及研究的日益深入，在如下方面的研究也应予以注意。如战国秦汉时期的巫、医关系及其表现，出土病方的性质、分类及其流传途径，疾病礼制与战国秦汉医疗传统的形成，法医学的建立及其与战国秦汉司法制度的联系，战国秦汉时期的医疗俗信及其演变，医学知识的传播和应用，日常生活的医学化与医疗传统的变迁，医疗与数术之关系，疾病的文化构建等。其中有些问题，是学界讨论许久而未有定论的老问题，有些问题则是在新的史料、新的学术视野、新的问题意识的观照下所产生的新问题。如今从事战国秦汉医疗史研究的有利契机是出土涉医简牍的不断出土，在相当大程度上弥补了史料不足的缺陷。相信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刊布，高质量整理成果的不断问世，对新旧材料的不断开掘以及问题意识和学术视野的转换，在可预见的将来，战国秦汉医疗史研究必将迎来新的面貌。
本文原载于《中医药历史与文化》2023年第四辑
（插图源自网络，注释省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内容来源/中医药历史与文化微信公众号返回搜狐，查看更多